可见，在我们党看来，宪政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因而不会认可作为一个尚未实现之目标的宪政话语。

将代表议案作如此严格的解释，才能够根据定义的构成要素制定相应的规则，才能使代表对自身权利有着明确的认识。[14]如依法应当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机关或者其他组织处理的问题，不宜作为议案提出。

一位长期从事议案工作的同志发现一个规律，即议案从大会开始收集到截止日期，随着递交时间的推进，其质量呈递减的趋势。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当然，辩论程序取决于人大会期制度所给予的时间条件。如《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2005年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处理办法》（2005年6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原则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办法》（2005年6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原则同意）等等。[27]现行《宪法》第7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分别提出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34] 3．巩固人大代表的权利保障。[17]国外议员也有类似现象，如在英国普通议员议案通过率也远远低于政府议案，英国政府议案通过率超过80％,有的年份甚至达到100％，议员提案通过率不足10％。例如，年青学人施立栋认为，中国式的宪政概念实际上是一种内涵了民主、法治、人权之宏大叙事和要素张力的复合宪政观，它难以成为一个定于一尊的理论，来消解围绕宪政内涵所发生的争论。

第四，从与法治的关系来理解宪治，宪治是法治的高级阶段。现在已经无法构建一个有效地探讨宪政问题的学术平台，可谓学术之悲。所谓‘中国特色宪政，是指既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又反映宪政普适性要素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机制。正文中出现宪治的有二百多篇。

[69] 邓联繁：《宪法思维里的政治文明》，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0-192页。简言之，宪治既是治理方式，也是治理过程，还是治理所达致的优良秩序状态。

为了体现不同的知识和理论，就可能需要选用不同的话语。所谓积极，就是要加快完善宪法实施监督保障机制及具体制度。在当代学者中，既有老一辈法学家，又有知名中青年宪法学家和法理学家。参见程竹汝：《宪政可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范畴》，载《学术界》2014年第2期。

根据目前在中国知网查找的资料，1989-2015年间郭道晖先生至少在15篇文章中使用了宪治一词并有所阐述，另外还有3篇文章提到宪治。[11]笔者的倾向也是政治上最好改用新词。[79] 对于这种把宪政视为美妙至善之理想的观念，早在民国时期就受到批评。在2013年初发表的论文中，他明确提出将三要素说改为四要素说，即加入宪法至上。

[79] 司莉：《百姓宪政》，载《中国律师》2002年第12期。因此，如果中央明确提出依宪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宪治国家的命题，则无疑会使宪法权威得到进一步强化、宪法实施更加全面有效、政治文明建设提速增质。

可见，在我们党看来，宪政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因而不会认可作为一个尚未实现之目标的宪政话语。[38] 郭道晖：《论以法治官》，载《法学》1998年第7期。

郭道晖：《依法治国重在依法治官》，载《人大工作通讯》1999年第3期。该文提出，摆脱宪政概念中的实体性要素的困扰，达成依据宪法运行的政治这一形式性的宪政概念共识，是可行的替代性方案。[②] 参见秋石：《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载《求是》2013年第20期。人们都知道有法律有法制不意味着有法治，因为法治意味着法律得到良好执行。[⑧] 韩大元：《当代世界宪法体系中的社会主义宪政》，载《法学》2015年第8期。[⑤]这一论述，显然意在主张政治和公共话语中也应采用宪政一词。

1944年，陈汝舟发表《谈宪治 说政制》的长篇文章，使用宪治共4次：训政约法以时代所拘束，未为中国宪治之用物，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治，还政于民，宪治之施行，庶望收效，讨论制宪，施行宪治。[23] 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071、1074页。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所谓稳妥，就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到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上来。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

只有推动宪法全面有效实施，才是在实行宪治。全面有效实施现行宪法，就是当前政治改革的最大公约数，宪治就是当前政治改革的最大公约词。

[80]在现今，莫纪宏教授指出，宪政在我国当下是已经存在的事实状态，而不是一些人心中的所谓宪政梦。参见陈云生：《反宪法规则决定的法律效力问题之由来：理论与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1期。宪政目标论直接源于孙中山先生的军政-训政-宪政思想，孙中山撰《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第二十五条指出：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宪治就是强调要依照现行宪法来治理国家和社会，落实现行宪法的制度和精神。

张庆福主编《宪政论丛》（第1卷）前言，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但是，现代宪法治理并非仅针对政治事务和政治权力。

特别是杨晓青《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载《红旗文稿》2013年第10期）一文，把宪政等同于自由主义宪政，进而认为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政特指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从而反对宪政。[76]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分歧，一方面是由于上述分析的宪政概念的历史含义问题，另一方面也因其文字本身所直白表达的静态目标含义很难消除，再一方面是因为无论从静态的制度层面，还是从动态的社会生活层面，宪政及其理论都不能描述和解释宪法特别是现代宪法及其运行和实施的状态。

[32]此外，该文还多次使用立宪政治、立宪国民。韩大元教授认为，在宪法作为政治法的时代，治理模式是自上而下的宪法统治。

[83]后来，胡适将宪政理解为政治制度的一种方式。[56]韩大元教授认为：宪政又表现为宪治，指宪政秩序的状态，有时还表现为民族及国家基础的生活秩序。我国台湾地区宪法学界已形成比较系统的文化宪法、社会宪法理论。他们将这理想悬得高不可及，悬在我们生活之外，而这种对于宪政的误解正是国家不能实行宪政的重要原因。

该文之初稿曾以厘清宪政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基本线索为题，发表于《法学评论》2015年第5期，在这个文本中讲的是社会主义宪政是集中反映中国宪法精髓的理念。这样的计划，显然有战略上和策略上周到细致的考量。

[108]当代西方宪政理论也发展出新宪政论一支，其代表学者埃尔金教授认为，如何保证法治和个人权利的问题让位给了如何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利的问题。当然莫纪宏教授在《宪政词源溯》一文中（载《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5期）也指出：必须对宪政作为汉语的专门术语的辞源学意义加以认真考 察，同时还要对宪政概念能指的社会现象做出正确评估，否则，在学术上简单地抛弃宪政一词会引发更严重和复杂的理论问题与政策上的被动。

因而，广泛使用宪治一词，可以从字面上有效消除附加在宪政身上的神话光环，促使我们首先踏踏实实地实施现行宪法。[100]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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